一份遺囑惹糾紛，是代書遺囑還是公證遺囑？

在我們生活中難免遇到親人離世的情況，很多時候親人因忌諱提早訂立遺囑，認為訂立遺囑不吉利，所以沒有在身體還可以的時候訂立遺囑，等到真的快不行的話又著急去訂立遺囑，這個時候很多人因為不懂法，訂立的遺囑形式不符合法律規定，導致了很多的遺囑不能成立，本來想把遺產給最孝順，最乖巧的那個孩子，就因為遺囑形式不符合法律規定，而沒有生效，因而導致遺產沒能依照自己的意愿留給子女。

案件審理

2015年3月，楊蓉在原審法院訴稱，楊綏與陳圓圓夫婦共生育一子五女，分別為：長子楊靖、長女楊蓉、次女楊過、三女楊康、四女楊廣、五女楊智若，其中五女楊智若已經去世，無子女。楊綏于2003年10月2日死亡，陳圓圓于2015年2月26日死亡。楊綏、陳圓圓夫婦留有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區1號房屋一處，陳圓圓于2003年10月20日在北京市海淀區公證處立下公證《遺囑》一份，指定將該房屋中屬于自己的份額由女兒楊蓉繼承。陳圓圓還于2007年11月1日在北京市海淀區公證處立下公證《遺囑》一份，指定將其名下屬于她所有的全部存款由長子楊靖、長女楊蓉和小女兒楊廣共同繼承。楊綏與陳圓圓生前遺產包括1號房屋、存款和物品。依據被繼承人陳圓圓于2003年10月20日所立的《遺囑》，1號房屋屬于陳圓圓的份額歸楊蓉所有。陳圓圓去世后實際遺留存款15萬元，上述款項由楊蓉和楊靖倆人分別保管。要求分割楊綏留下的遺產。故訴至法院要求依法分割，請求法院判令：1.楊蓉享有1號房屋50％的產權份額，與其他共有人按份共有；2.繼承楊綏存款遺產1.8萬元、陳圓圓存款遺產2.1萬元； 

楊文在原審法院訴稱，根據遺囑1號房屋應全部歸楊文所有，如果法院認定之后的遺囑有效，楊文要求1號房屋50％的產權份額，與其他共有人按份共有，不要求分割。

楊靖在原審法院辯稱，同意楊蓉關于遺產的范圍以及分割的意見，。

楊過在原審法院辯稱，不認可楊綏和陳圓圓遺囑的效力，要求按照法定繼承處理，1號房屋楊過應享有20%的份額。要求按照扣除費用之前的存款數額計算，楊過主張其中20%。

楊康在原審法院辯稱，不認可遺囑的效力，要求按照法定繼承處理，1號房屋楊康應享有20%的份額。對于楊綏存款遺產的意見與楊過一致。

楊廣在原審法院辯稱，不認可遺囑的效力，要求按照法定繼承處理，1號房屋分配時因楊廣屬于在冊人口才取得了三居室，楊廣應享有20%的份額。認可被繼承人陳圓圓關于存款的遺囑分配意見，但對于陳圓圓的存款要求按照扣除費用之前的存款數額計算。

法院查明

原審法院經審理后查明，楊綏與陳圓圓為夫妻關系，二人生育有楊靖、楊蓉、楊過、楊康、楊廣、楊智若。楊智若1965年10月1日出生，1984年8月27日去世，去世前無配偶、無子女。楊文系楊靖之子。楊綏與陳圓圓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1號房屋。楊綏于2003年10月2日去世，陳圓圓于2015年2月26日去世。

2001年9月6日陳圓圓在北京市海淀區公證處立有遺囑，該公證處作出公證書，陳圓圓將1號房屋中屬于自己的份額指定由楊文繼承。2003年10月20日陳圓圓在北京市海淀區公證處撤銷公證遺囑重立遺囑，公證書內容為：“座落在北京市海淀區1號三居室樓房一套，是我與楊綏的共有財產，在我去世之后，上述房產中屬于我的部分，歸我的女兒楊蓉個人所有，不作為夫妻共同財產”。

2001年9月6日作出的北京市海淀區公證處公證書內容為：“立遺囑人楊綏，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區1號三居室樓房一套，是我與妻子陳圓圓的共有財產，在我去世之后，上述房產中屬于我的部分，歸我的孫子楊文所有”。

楊文認為根據2001年9月6日楊綏與陳圓圓所做公證遺囑應由其繼承1號房屋，楊蓉認為根據2001年9月6日楊綏和2003年10月20日陳圓圓所做公證遺囑，1號房屋由楊蓉與楊文繼承，各享有50%的產權份額。經詢問，楊蓉與楊文均表示由法院判定份額，不需要對房屋價值進行分割。楊過、楊康、楊廣認為公證書上載明的楊綏身份證號錯誤、公證書楊文未出示原件，2003年10月20日陳圓圓作出公證書公證遺囑時身體狀況差意思表示不真實，對2001年9月6日楊綏與陳圓圓所做公證遺囑及2003年10月20日陳圓圓所做公證遺囑效力均不予認可。

訴訟過程中北京市海誠公證處向法院提供及公證卷宗材料，顯示楊文所提交公證書復印件與原件一致，北京市海誠公證處就公證書出具說明：公證卷宗內留存的當事人楊綏、陳圓圓的代書遺囑確系代書公證員王天、在場見證公證員梁天在當事人楊綏、陳圓圓要求下所制。代書遺囑符合《繼承法》的相關規定，代書遺囑真實有效。公證書公證詞部分所述與該公證書中所證明的遺囑中立遺囑人楊綏確系同一人，該公證書遺囑部分身份證號內容打印有誤，不影響該公證書效力。

根據公證書卷宗材料，2001年9月6日，楊綏到北京市海淀區公證處做談話筆錄并立下遺囑，在遺囑公證談話筆錄以及本人所立遺囑上蓋章，將1號房屋中歸其所有的份額由楊文繼承，并且在2001年9月6日的公證申請表上簽字，在上述遺囑公證談話筆錄中，認可自身身體狀況好。楊過、楊康、楊廣同時提出陳圓圓與楊綏在公證處所出具的親屬關系沒包括子女楊智若，證明有誤。

2004年11月8日陳圓圓在北京市海淀區公證處辦理公證，根據公證書證明陳圓圓委托楊蓉辦理存款的存取事宜，其上載明“因為我年事已高，行動不便，故委托我的女兒楊蓉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權代表我辦理我名下存款的存取事宜，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及委托期限內所簽署的一切有關文件我均予承認”。

2007年11月1日陳圓圓在北京市海淀區公證處立有遺囑，公證書內容為：“我立本遺囑，對我的財產做出如下處理：我去世后，凡在我名下屬于我所有的全部存款，全部遺留給我的兒子楊靖、長女楊蓉和小女兒楊廣三人所有。由這三個子女共同繼承”。

楊過、楊康、楊廣認為陳圓圓在2003年、2004年、2007年在公證處辦理公證時存在行為能力受限的情況，為此楊過提交了視頻資料（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間），證明陳圓圓曾經在楊過面前提及有眼疾沒有及時得到醫治，證明陳圓圓想起楊智若內心痛苦因此染上煙癮。楊過、楊康、楊廣同時以上述證據材料及楊過鄰居高月書面證人證言證明楊蓉及楊靖存在不履行贍養義務的行為，高月稱2014年11月某天楊靖與楊蓉在楊過家中無人的情況下將陳圓圓送過去，讓陳圓圓露天室外等候長達幾個小

法院判決：

北京市海淀區1號房屋由原告楊蓉與楊文按份共有，各享有百分之五十的房屋所有權；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律師評析：

資深律師靳雙權認為，公民依法享有財產繼承權。繼承開始后，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有遺囑的，按照遺囑繼承或者遺贈辦理，有遺囑撫養協議的，按照協議辦理。

根據北京市海淀公證處提交的公證材料，特別是公證接談筆錄上的簽字與印章顯示，本案的兩被繼承人楊綏與陳圓圓當日共同去公證處對涉案財產作遺囑公證，并一起接受了接談，并分別作了遺囑公證。公證處對當事人的身份、權利義務等進行了審查，且出具了公證書。

楊綏于2001年9月6日的遺囑公證談話筆錄和在公證遺囑上的雖只有印章而無簽字，但楊綏系與陳圓圓同去，且陳圓圓進行了簽字，而事后陳圓圓又撤銷了自己的這份公證并重新進行對自己份額的財產進行了新的公證的過程可以確認是楊綏親自到公證處提出申請。該公證申請系其真實意思表示。陳圓圓在撤銷自己的前份公證時，亦未提出前份公證并非自己的真實意思表示，及接談筆錄的不真實。故楊過、楊康、楊廣主張遺囑并非楊綏真實意思表示的意見，因未提出反證，故其理由亦不予采納。

至于楊綏在該份遺囑中只有印章未有簽字一節，我認為，該遺囑為工作人員代為書寫之后予以公證，此時代為書寫遺囑的公證人員的身份并非為“代書人”，而是履行職務的公證人員。其履職行為符合遺囑公證細則的規定，故屬于公證遺囑，而非代書遺囑。接談筆錄因被談話人并非楊綏一人，另一被繼承人陳圓圓在場并簽字。符合《遺囑公證細則》關于簽字、蓋章的規定。被告故僅以有印章而無簽字而否定公證遺囑的效力，缺乏法律依據。

楊綏2001年作出遺囑時楊智若已去世，去世時未結婚無子女，親屬關系證明未包括楊智若不影響遺囑效力，公證書上的文字瑕疵亦不影響公證遺囑的法律效力。楊綏在2001年以公證遺囑的形式對其個人所享有的爭議房屋產權份額進行了處理，指定房屋中屬于他的部分由楊文繼承所有，該公證遺囑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應屬合法有效。

我國繼承法規定遺囑人可以撤銷、變更自己所立的遺囑。立有數份遺囑，內容相抵觸的，以最后的遺囑為準。陳圓圓在2001年做出公證遺囑，此后在2003年撤銷此前所做的公證遺囑，將其在1號房屋中的份額指定由楊蓉繼承，陳圓圓通過該公證遺囑撤銷此前的公證遺囑，符合法律規定，應當依據其后立的公證遺囑進行繼承。《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經過法定程序公證證明的法律事實和文書，人民法院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公證證明的除外。”根據2001年、2003年、2007年公證書顯示陳圓圓在立遺囑時行為能力正常，遺囑系其真實意思表示，現楊過、楊康、楊廣沒有充分的證據推翻公證遺囑，所以法院對該公證遺囑予以采信。因此我認為被告關于公證遺囑無效的上訴理由，法院應不予采納。關于遺囑未處分的遺產，應按照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我認為原審判決就此部分的處理并無不當。

綜上，我認為法院判決正確。